我们离1984越远，就离《1984》越近

我时常会想：对宏大叙事的关注是不是抛弃了对个体的尊重。

每当想起这种让人颇感无力的问题，我就会很难过。因为似乎向西看，你觉得答案不完美；看看自己周围呢，又觉得不应该走下去。

相反的困惑，我在交换期间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身上也碰到过。

他们会向我抱怨欧洲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其中一些朋友会称赞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。我听完后总是笑笑，说：因为我们总有伟大的规划设计师。

有一次，同学Luca听完我的话说：那我们可能总有太多的预言家。

Luca的话让我想起欧洲20世纪许多独立的灵魂：卡夫卡、奥威尔、加缪、昆德拉……

而在我们身边，似乎提问是错误的，异见是大罪，知识分子们说的一切都会被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先审视一番，作出判断的依据总是简单的，本应是最普世的理论体系却紧紧抱着民族主义。

在布拉格的那家不太正宗的莎士比亚书店，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和昆德拉的《生活在别处》很有深意的叠在一起，奥威尔的《1984》和那本被很多女孩喜爱的《小王子》放在同一个书架上。

我很羡慕Luca，能出预言家的社会或许更能让预言落空。昆德拉被捷克政府驱逐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，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这个神秘复杂的城市里。

在宏大的叙事里沉浸久了，好像就不用对自己负责，因为有一个更伟大的目标召唤着你。到头来，太多的人既没为自己负好责，也没为他人负责。

刚回国的时候，有个好朋友问我：出国就爱国是不是真的？我很想告诉他：更爱中国文化是真的，但是迫害过中华文化的可能也就是一头一尾两位帝王了。

后半句我说不出口，但我想他听懂了，对我说：人各有志。

他又问我：你觉得什么样的社会你会喜欢？

我说：尊重个人。

今年的春节特别早，我在交换的学校申请了提前考试。我和教授说，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，我希望能和家人一起。

那门课总共有三十个同学，有三个交换生选了，只有我需要提早考试。我很担心教授会不批准，为一名交换生单独申请考场、出卷又提前批卷似乎是不太现实的，我没抱太大的希望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教授很乐意帮助我，尽管他圣诞节前就要飞回伦敦，他安排了一位TA和一位教务老师帮助我，就这样我第一次体验了单人考场和一份特殊的考卷，卷面最后Pro.Bison写了祝福语，希望我回国一切都好。

我想他们或许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我的申请，仅仅是一封email而已。但教务老师和我说，我们不能看着学生有困难而不通融，我们有责任帮助你。

想起这个小故事我就会很感动，特别是在我那所地处珠三角三地的母校还没推迟原定2月9日的开学时间的时候。他们或许在开会，在研究可能的影响，需不需要向上级申请，会不会影响原来的计划，至于学生，反正也是批量生产的螺丝钉罢了。

希望伟大的故事不要被不起眼的脚注拆穿，希望我们没在做一个不愿醒来的百年大梦。

作者：念桐（中山大学金融学本科在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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